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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十年(1955—1964)(毛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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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十年(1955—1964)(毛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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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存:缺货
作  者:
赵珩著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19-08-17
ISBN:
9787101139679
送积分:56收藏人气:0 浏览次数:244
  • 版  次:1
  • 页  数:279
  • 字  数:200千字
  • 印刷时间:
  • 开  本:32开
  • 纸  张:
  • 印  次:1
  • 包  装:精装
  • 版式:简体横排

编辑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是赵珩先生的最新作品。作者首次集中笔墨,追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居住于东四二条时期的生活,以记叙人物为主,兼及社会见闻与北京风物,具有深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也自有一种社会风俗史的价值。
全书约二十万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写家事,从曾祖一辈到祖父定居北京讲起,回忆家中老辈亲人、个人少年时光以及周围的生活场景(隆福寺、王府井、东安市场等)。下篇主要描写家中往来的亲友、学界师友(如宋云彬、贺次君等)与形形色色的客人(如张君秋、溥佐、奚啸伯等),展现了当时北京文化界部分中上层人物的生活侧面。

作者简介

赵珩,生于1948年,北京人。原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审、总编辑。著有《老饕漫笔》《彀外谭屑》《旧时风物》《老饕续笔》《百年旧痕》《故人故事》《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等。

目录

共同的回忆(代序)/吴丽娱
自序
上篇  我在二条的生活
一、我的家在北京
祖辈荫泽
颠沛
栖居东北
赵尔巽的去世
再度定居北平
离开“幻园”后的日子
二、二条胡同七号院
二条七号院的历史沿革
四合院里的邻居们
我家在西跨院
一枝一叶总关情
二条的佣人
厨子冯祺
女佣淑贤和春华
福妈
男佣老夏
与福建祥一起凑合的那五年
三、我与我的老祖母
暂居烧酒胡同的南弓匠营
老祖母的溺爱
再次搬家
老祖母的旧日情怀
四、七号院门外的世界
二条胡同
东四牌楼南北东西大街的记忆
博氏幼儿园
我的小学——培元小学
上学放学的路上
每天必逛的隆福寺
五、在二条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校园里的“非主流”孩子
下馆子、看戏、集邮
我的刀枪剑戟
儿时的玩具——小兵人
少年时代的阅读
我和家中的猫
我爱画画
我与唱片
儿时的体育运动
六、记忆中的东安市场和王府井
魂牵梦萦的东安市场
北京的香榭丽舍——王府井
下篇  二条七号院往来的各色人物
七、家中往来的亲友
我的外公外婆
十六外公
我的姑姑和伯母
母亲的兄弟姐妹
八、父母的师友与客人
文史学家宋云彬
北大西语系教授杨善荃
关于贺次君
钱景贤、蔡文庆夫妇
父亲的同事邹德璋
Nancy
九、二条上房里形形色色的来客
八爷溥佐
朱三爷与朱二太太
陶良五、李家祯夫妇
朱海北、张学铭郎舅
懋隆洋行的金世煜
张君秋旧事
王绯丽其人
我所知道的傅士达
杨厚安父女
桀骜不驯的老田
小顾
老茹
和祖母在区政协一起活动的朋友们
恽慰甘的胡琴
“湖南公主”与两位“四郎”
三格格金蕊秀和郭布罗·润麒夫妇
北京饭店资方经理邵宝元
往来于二条的几位古玩珠宝行生意人
精明绝顶的徐震伯
文珍斋的刘云普
补记何山药
万聚兴老葛
修钟表的李坦
廊坊头条的老铁
几位梨园界来客
命运多舛的华慧麟
爱说爱笑的奚啸伯
息影舞台的雪艳琴
福建祥的偶像——叶盛兰
我的数学家教王祖荣
后记

书摘

共同的回忆(代序)
吴丽娱
没有想到,赵珩在他的《二条十年》杀青之际,竟“钦定”我为他的这本回忆文集作序。熟悉我们生活状况的朋友都知道,我俩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平日里的大多数时间中,都是对门而居,在各自的书房里忙忙碌碌,可谓各不相扰。专业、兴趣、爱好南辕北辙,写出来的东西不但内容大相径庭,也风格迥异。何况我不懂浪漫,让我为他的文集作序,岂非强人所难?但转念一想,我们毕竟是认识六十六年的“发小”,共同生活将近四十五年的夫妻,青梅竹马,非虚论也。现在周围的人中,也许只有我对他的为人和过往是最熟悉的——我是他生活的见证和经历的一部分。而所有的一切之外,留存下来最宝贵的则是记忆。因为只有共同的回忆可以穿越时空,穿越年龄,伴随着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温暖着我们彼此的人生。想来这就是赵珩让我写序的原因罢。由此,我最终接受了他的提议。
二条七号是一座我熟悉的院落。四岁时第一次被母亲带到这里,对所见的一切充满了好奇。院子里的鸟语花香,杏树海棠,人来客往的热闹场景,还有那几只或炉边鼾卧或蹿上跳下的肥猫,都让我觉得新鲜。后来每次去,奶奶按例颁发的糖果,还有赵伯母(我后来的婆婆)亲切的笑容,也都让我觉得欢喜和心安。而每次去都会见到那个神气活现、扛枪挎刀、嬉皮笑脸的小男孩。我至今还记得他摆在书房桌子上的小兵,和他拿来骗我,说是“从地下出土”的图章。记得他一会儿对我说:“我封你做黄袍公主吧!”不过一会儿,又和他那几个龇牙咧嘴的同伴一起嘲笑我说:“哈哈,我骗你的,什么黄袍公主,你是黄毛公主呀!”我还见过他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见过他的小人书和各色各样奇怪的小玩意儿……总之每次都有层出不穷的主意和玩法,还有一个小男孩想得出来的精致淘气,让我不知不觉就成了他诸般杂耍的看客。印象颇深的还有那些古色古香的家具和过道中他睡的窄窄的小床——“美人榻”。我后来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人生怎么会和这张小床的主人搅在了一道呢!
从二条延伸出去,就是我们小时候共同生活过的街区——东四、猪市大街、王府井。他家住在二条,我家住在礼士胡同,都在东四,两家距离不过一站路。从礼士胡同,向西穿过报房胡同,再走不远就是我们共同的幼儿园和小学。这些旧址今天还在,而周边的环境有些我也非常熟悉,例如东四卖糕点和食品、冷饮的商店,还有电影院、高台阶的香蜡铺等等,还有上学必经的首都剧场。几乎每日都要驻足观看的那些剧照,从《骆驼祥子》、《茶馆》、《北京人》,到赵珩所说的“察文姬”(《蔡文姬》)、“怪客人”(《悭吝人》)无一漏过。当然还有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东安市场里昏黄的巷子和珠宝首饰、工艺制品的各色小柜台,让我觉得神秘,跑来跑去迷了路,辨不清子午卯酉。而那夹豆沙的糖葫芦、核桃糖和四角镶着山楂糕的豌豆黄是小时候的最爱,味道至今不忘!
赵珩的《二条十年》让我们回到了六十年前的世界,他所描绘的人和物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令我一下就想起了曾经熟悉的一切。只不过,我的回忆是零碎的,断续的,这本书关于生活场景和人物的描写却是有序的,相对完整的,带着昨天的气息,昨天的风情,昨天的味道,给了我们一个生动的、全方位的复原。像是炭笔的白描,照着所说的次序,也许就可以恢复那些鳞次栉比的店铺,熙熙攘攘的东四大街和隆福寺,还有北京的“香榭丽舍”王府井。至于人物也更是鲜活了起来。那些人物中,有我见过的,也有没见过的。但无论他们是否有过传奇人生,在彼时是顺应潮流还是被时代抛弃,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的风貌、神态仿佛都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我觉得赵珩写活了那个时代,也写活了那些人。虽然他们也许被今天的人们所忽略甚至遗忘,但他们毕竟存在过,他们是曾经的社会的一部分。从他们身上可以见出旧日生活的似水流年,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所不了解的、过去被诸多纪实文学作品极少关注的某些内容,在这部书中或多或少能有所体现。
赵珩小时候正像他自己说的,过着与我们其他小孩儿很不相同的生活。他的人生、他的教育,都在社会主流之外。对于一个文人来说,他的经历也许是最好的。人们会说能够写出这样的书来,都是由于他小时候相对自由的空间、复杂的人文环境,和他见人见事的丰富人生阅历。但我相信无论赵珩今天成功与否,没有一个父母敢于放任孩子这样进行自我教育,至少在我这一辈人中,赵珩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另类和例外。我觉得赵珩成就他自己,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赵家爸妈虽没有像今天的父母那样严格地管束孩子、限制孩子,但他们给了早熟的赵珩方向性的指导,使赵珩自小便从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什么是价值所在,什么是高尚的追求和情操。其次就是他所处的环境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无论是书本、唱片还是其他,乃至父母亲属、家中来客,都以其人生阅历、知识见地,给赵珩以影响。因此赵珩虽然好吃好玩,却没有变成纨绔。而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由,自觉地汲取营养,获得知识,追逐着自己的最爱。
我所了解的赵珩,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人,与他生活在一起我非常开心。赵珩性格上的一个特点是非常阳光,非常快乐,热爱生活,这一点也感染了周围的人。他追求每一个节日,在意每一件细微的小事,会让我们的生活永远有滋有味。他会在春节给每一个房间门上贴上自撰的春联,并送给朋友们对联和福字。他会注意屋中每一个角落的布置,按节令买来装点房间的鲜花。他自己从不羡慕别人,更不嫉妒别人,从来真心真意地以为得到的就是最好的,绝不会为了没有得到什么而自寻烦恼,也不会在意别人都会追逐的东西,而永远按照自己本能的方式去生活。“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我喜欢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容止有度。虽然他花钱比较小气,又比较跋扈,喜欢支配和掌管我的生活,但他温和厚道,总体上对我的坏脾气相当宽容。所以我们在一起虽不免争吵,但总是快乐的。不懂的事情可以问他,随便一问就是滔滔不绝。我们之间也总是有的说,有的聊,曾经的生活是我们共同的财富。而越老,我们的生活就越丰富,越精彩,我们的追求也更单纯,更明确。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谈过这本书,这也是一本我最期望他写的书。我希望他能写出那段人们已在忘却的时光,那些曾经鲜活的人物,以及人们不了解的一种社会、一些场景和蕴含于其中的人文沧桑。现在看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赵珩能写此书除了他的个人阅历之外,更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他的记忆力超群。他说过他写书的方式是“调胶片法”,就是写到什么,让记忆像电影胶片那样从脑子里跃然而出。这对我来说不可想象。因为我的记忆力最不行,所以我说他的长处是掌故学,而我的思维是逻辑型。逻辑追求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成因,而掌故记录的却是人生的经验和最真实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历史的记忆也许是最难得、最稀缺和最可贵的。
因此,尽管这本书很小,书中场景只是北京旧时生活的一小部分,书中的那些人在当时既非主流,写作的角度也并非完全从新旧社会触及个人生活的变化出发,但终究显露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的一个角落,带给今人所不了解的那些时代记忆,也会启发人们的无尽遐想。赵珩最喜欢、读得最多的一本书是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与之相配最直观的又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人们正是从这部书和图中了解北宋高度的社会文明和市民生活的繁华。我想赵珩今天的所为也是为曾经的北京历史留影和画图,假如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兴趣和对过往真实的追求,那么这本书就在某些方面留住了历史,也就体现了它的价值所在。
今年我和书的主人都已年逾古稀,我希望和他重温旧事,也希望和他再共度七十年。

2019年7月


前几年,宋云彬先生的孙辈宋京其等将宋先生的书画收藏委托中华书局在嘉德拍卖,用所得款项建立“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宋先生孙辈的高风亮节得到了各界的嘉许。在拍卖之前由中华书局举办了一次展览,并隆重举行了捐赠仪式。由于宋云彬先生去世多年,如今接触过宋先生的人已经很少了,于是中华书局也邀请我参加并讲话。

宋云彬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学家、杂文家,民主人士,新中国建政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文史馆馆长、文联主席等职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撤销了职务。1958年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参与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我第一次见到宋先生则是在1959 年的春节期间,那时我才不到十一岁。

宋先生到北京后一度被安排住在东城南小街一带,距离我家也就两三站路的距离。父亲那时也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他们在机关单位里肯定是有过不少接触的。但是宋先生来家里,我的印象中,1959年的大年初一是第一次。


1959年冬与父亲在北京东四二条胡同七号院旧居北房门前

在我记忆里,宋云彬先生是位极其注重仪表的文化人,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风度翩翩,仪态潇洒。他第一次来二条的时候,好像戴着一顶呢子制服帽,穿一件厚呢子长大衣,大衣里是很漂亮的格子毛围巾,还戴着黑框的眼镜。那时他的年龄大概是六十多一点,比我父亲大将近三十岁。

那时,我家每年春节都是要摆供的,也就是从大年三十的下午开始祭祀祖先,直到第二天(即初一)的中午才撤供,恢复常态。与旧日相比,二条的住房已经算得是逼仄窄小了。每年摆供只能利用我父亲的大书桌,那是张菲律宾木的硕大写字台,上面有很厚的玻璃面。摆供时会撤去桌上所有的文具,摆上祖先牌位和五供。年三十晚上是祭祖的菜品,晚饭时撤去,换成果品鲜花;直到初一的中午,再摆上汤圆和茶水,基本到下午就撤供了。这已经比旧时的仪式要简化多了。

我家向无守岁的习惯,小孩子又起得早,那天大约十点来钟,我和院里的孩子正在放爆竹,看到从跨院的门外步进一位老者,问我这里是不是赵家。当时来访不可能事先约定,都是不期而至。大年初一宋先生来访,是不是有拜年的意思,还是宋先生不拘俗礼,都未可知。看到来客,我立即到屋里招呼父亲。适逢摆供未撤,父亲显得有些尴尬,只好将宋先生让到书房。宋先生一进门,看到家里正摆着供,就操着浓重的浙江海宁口音频频点头,理解地道:“啊,祭祖先,祭祖先。”这个神态,我至今印象很深。后来,父亲将他让到另一间屋里说话。

之后,宋先生常来二条,也曾邀请我们去吃饭、看戏。宋先生的爱好广泛,涉猎很广博,除了和父亲谈工作,也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与父亲成了忘年之交。1961年以后,他们都搬到西郊翠微路,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宋先生住在翠微路二号的一区,而我家住在二号院里的西北楼,来往更多了。其实在二条时期,宋先生就已经开始标点《史记》了。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宋云彬日记》里,我发现宋先生在日记中至少有两三处写到给我诊脉开药方。对此,我也有些印象。我小时候爱闹病,尤其是在出麻疹后得了支气管哮喘的毛病,不时就会由感冒引起支气管哮喘。宋云彬先生深通医道,也喜欢给人开方子,从大人到孩子,只要他知道周围的人有谁生病,就会主动给人家诊脉开方子,让人家拿到药铺里去抓药。我记得他在二条和翠微路都给我开过方子,但开的方子到底我后来吃了没有?至今已没有印象。宋先生为人和蔼亲切,他诊脉的时候样子很儒雅,也十分认真,令人感动。
说到开药方,令我想起另一位老先生,那就是孙毓棠先生。孙毓棠先生也曾来过二条,但是印象不深了。他也是特别关心我哮喘的一位。孙先生和陈梦家先生一样,早在30年代也是一位新月派现代诗人,后来才成为中国古代史的著名学者。孙先生似乎自己也有哮喘病,他来二条的次数很少,但是却不时让我父亲带回药方子。这些药方子有经方,有验方,甚至也有偏方。在我印象中,宋云彬、孙毓棠和启功三位老先生都对我的病特别关心。

宋云彬先生生活很讲究,印象中无论是早年来二条,还是后来在翠微路大院,他永远都是穿白色的衬衫。北京的尘土大,白色的衬衫穿上两天就会脏,但是他的衬衫领子和袖口永远没有任何污垢。那时他理发都要到全国政协的理发室去,再不就是去新开的四联理发馆。住在西郊翠微路的时候,也不顾路途遥远,必须去这两处理发。无论何时,都不会看到宋先生衣着不整或是头发过长。我想,这也是宋先生自爱和对别人尊重的一种表现。宋先生和陈梦家先生相比,虽然都是儒雅的学者,但是宋先生的身上更多了一点“官气”,大概这也是他在50年代厕身官场的缘故。

宋先生也喜欢戏曲,他曾主持过浙江省文联的工作,对于昆曲很有研究,对江浙昆曲的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那时,四川省的川剧多次晋京演出,像陈书舫、袁玉堃、许倩云、竟华、杨淑英、张巧凤、李笑非、戴雪如等还属于风华正茂的中年演员,而像曾荣华、周企何、周裕祥等老一辈演员也都还活跃在舞台上,晓艇、晓舫等才崭露头角,真可谓是花团锦簇,人才辈出。宋云彬先生对川剧情有独钟,每有川剧来京演出,宋先生几乎是场场必看。我家看川剧大约也都是受陈梦家和宋云彬两位的影响。我虽年幼,也对川剧很迷恋,像《玉簪记》《绣襦记》《御河桥》《铁笼山》《评雪辨踪》《萧方杀船》等都是看了多次的剧目。宋先生经常自己买好票送来,他知道我也喜欢川剧,后来居然也多给我买一张票。

陈梦家先生

我记得他对《玉簪记》里陈书舫和袁玉堃饰演的陈妙常和潘必正有许多评论,演得好在哪里,他都会给我讲出道理。例如“琴挑”一折的细腻,“追舟”一折中艄公的诙谐,经他指点,更能看出其中的门道。川剧的“帮腔”是京剧里从来没有的,其实对人物的内心独白和气氛的烘托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宋先生对此有过很多评论。还说后来许多剧种的《秋江》一折,都是从川剧的“追舟”移植的。

从严格意义上说,宋云彬先生算不得收藏家,他收藏的字画多是当年比较时兴的国画家作品,再就是他在张宗祥先生的鼓动下购买的清代书画,这些在50年代用不了太多花费。张宗祥与宋云彬是海宁同乡,并且都是硖石镇人。张宗祥在1949年以后曾任西泠印社社长、浙江图书馆馆长,与宋先生往来密切。宋先生在我家,经常谈到张宗祥先生,从他的言谈话语中,能感到他对张宗祥先生的服膺。宋先生还多次提到张宗祥晚年改编昆剧《十五贯》的许多细节。

60年代初,宋先生和父亲先后迁居到西郊翠微路二号院,一方面是邻居,另一方面因为二十四史的标点整理工作,来往更加密切。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电影《1942》中,李雪健饰演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一心救灾引人动容,而历史上的李培基在饥荒中的举措却颇多争议。

近期出版的《二条十年》中,赵珩回忆了他与李培基做邻居的一段往事。1950年,李培基将东四二条七号院分隔出售,赵珩一家购得西跨院,两家遂为邻居。

北京东四二条胡同七号院平面图


我初见李培基的时候年纪尚小,而他已是年近古稀,但是我对他的印象深刻。李培基的个子不高,人很精神,虽已年近七十,但身体依然很结实。他有一口浓重的河北口音,小眼睛,剃着一个寸头,头发已经花白,下颌没蓄胡须,倒是在口鼻间蓄着厚厚的花白胡子,一副典型的旧时军人的派头。真实生活中的李培基,与冯小刚所导演的《1942》电影里,李雪健饰演的李培基并不一样。记得我家刚搬进西跨院时,他们老两口还专程过来看望过几次,夸赞我们家的陈设布置比他们住着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两家在日后的相处中,关系也一直是不错的。

李培基


李培基是河北献县人,行伍出身。他早年从军,先后在东北讲武堂和陆军测绘学堂毕业,与商震是莫逆之交,也一直追随着商震——虽然李培基比商震大个二三岁,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清末,两人都还年轻,曾筹谋在辽阳起义,后被我曾伯祖赵尔巽镇压了下去,两人无功而返,逃至关内,一起加入了晋绥军。后随军旅在关外、河北、绥远、山西等地驻防。李培基后来也担任过一些政府公职,如绥远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等。商震则长期在军旅之中,抗战时期任国民党第六战区集团军司令长官。这期间,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联系。

商震

商震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任驻日本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在一系列战后会议上,呼吁在日本废黜天皇,追索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1949年以后,商震本人却一直旅居日本。上世纪70年代回国访问,受到过朱德、叶剑英的接见。而李培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在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期间,亲历1942年河南旱灾和大饥荒的全部过程。1949年后,李培基任职全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仍有一些政治地位。

电影《1942》剧照


李培基老两口住在中院,他与夫人住在中院北房的正房里。正房是三开间,包括两侧的东西耳房,加起来算是五开间了。另还有中院里的东西厢房各三间。当时,他的夫人还健在,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不过并非他的元配夫人。

李夫人的年纪比李培基小不少,那时李培基已经七十,李夫人才五十来岁,也是河北人,同样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李夫人个子不高,是个“放大脚”(缠足之后又放足),与正常人的脚比起来,仍然显得小些,她当时穿的皮鞋都要到专门地方定做。据说她年轻时很是厉害,一直随同李培基在军旅戎马征战,对骑马打枪的事样样精通。有如此经历,说话也是粗声大气。不过也因此,李培基似乎很是怕她,典型的老夫少妻式的惧内。但是就在我家搬进此地两三年后——据说这老太太有一次吃狗肉后,突发脑血栓,中风在床,不久就去世了。

李培基共有三子四女,其中长子和次子——似乎并不是李夫人所出——且都于1949年去了台湾。只有三儿子李留琛留在了他的身边,自从毕业后几十年都在东城区隆福医院外科,后来是主任医师,是非常不错的“一把刀”。四个女儿当中,大女儿和二女儿一直没见过,不知是否也去了台湾。三女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参加了解放军,因为是军人,常年在外,似乎是在内蒙,一年里回京看望老人一两次,也不常在李培基身边。四女儿则一直在山西银行系统工作,也是很少回北京来。

中院的正房被李培基隔成了“两明一暗”,明间是客厅,暗间是书房。那时候常有政协的人来来往往地找他谈事,或是故旧拜访。西厢房的三间屋子,则住着李培基的三儿子李留琛夫妇。而东厢房的三间屋子,曾是1958年李培基嫁四女儿时的婚房。李培基的四女儿虽然常年在山西工作,结婚却是在北京。当时,我随家人一起,也参加了他四女儿的婚礼。我记得婚礼时,院子里搭了席棚,摆着流水席,十分热闹。酒席间,临时餐具不够了,还向我家借了不少餐具。而参加婚礼的,像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贪婪地吃着铁桶冰激凌。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婚礼场面够大,在50年代也算得是很排场了。

后来,一直在部队的三女儿生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交给李培基老两口在北京抚养,就安顿在东厢房的三间房子里,另请了保姆照看着。这两个女孩的年龄都比我小,又是女孩子,所以后来在院里,我们并不大在一起玩耍。

李培基虽已过古稀之年,但是身体很好,这与他行伍出身不无关系。当时,他家虽有两个保姆,但是各司其职,一个负责做饭,另一个负责看孩子,两人分工明确,互不牵扯。因此,即便在李夫人中风卧床之前,家中的大部分重家务活儿,也都由李培基自己亲力亲为。我记得那时候一袋白面是四十斤,李培基一人肩扛着两袋白面,从东四北大街三条口的粮店,一路扛回家中,面不改色心不跳。另外,每日里李培基都要在他居住的中院里侍弄花草。

中院的花草繁多,而中院内却无开放式的水龙头,大伙儿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在四合院后部——我家西跨院的院内,即在我父母卧房的窗外,所以李培基每次都要一手各拎着一个大白洋铁皮桶去提水。白洋铁皮桶很大,每个的直径都在一尺二三左右,高约一尺。每装满一桶水,需要一分多钟。

在水满桶之前,李培基通常在一边站着看,一边抽着烟。而以我为首的孩子们,便常在这时伺机给他捣蛋。趁着第一桶水还未接满之时,我们蹑手蹑脚过去,将他身后的另一只空桶偷偷拎走,藏在我家西跨院的院门外某处。待第一桶水装满之后,李培基转身发现不见了另一个水桶,便四下寻找。待水桶找着以后,他便一路骂骂咧咧地走回院里。而趁着他四处找桶的空隙,我们几个孩子又将他已经装满水的铁桶,偷偷拎走,继续藏于某处。时常因装满水的铁桶太沉,需要两个大孩子一起,方能拎走。有时,我们为了方便,干脆将桶中刚接好的水倒掉。而李培基回来后,发现又不见了一个水桶,非常生气。

于是有一次,他终于被我们惹恼,显现出他旧军人出身的坏习气,当下便站在院内,两手叉腰,用他浓重的家乡口音,爆着粗口,开始破口大骂起来。从此以后,我们院里的孩子再不敢跟他开这类的玩笑了。

李培基虽有旧军人习气,但平日里也喜爱书法,常在家中书房练字,且写得不错。由于我也常去他家玩耍,所以对李培基的书房印象很深,那是一间标准的中国式书房。他的正房明间的客厅内,靠西头是一组沙发和茶几,暗间书房内有红木质地的书架,书架上多是些线装书。李培基通常不在书房会客,因此整个书房只有书桌、书柜和他自己坐的一把太师椅。李培基的书桌是一张标准的中国式画案,一块大而厚实的木板,架在两个有抽屉的柜墩上,他常在画案上写写画画。书桌的后面也是书架。书桌的前面对着一组隔扇,将书房与客厅隔开来。李培基的字写得不错,雄浑有力,颇有些颜体的味道。虽然出身行伍,但是彼时像他这样的旧军人也是粗通文墨的。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培基也受到了运动的冲击,被抄了家,后于1969 年去世,时年八十三岁。


我从小学的四则运算起,算术成绩就一塌糊涂,到了初中,数学和所有的理科成绩都不理想,每年能不补考就算烧了高香。而文科却是很好,语文、作文、历史、地理等都是全班第一名。文理相差之悬殊,也是少见了。

一上初中,出于无奈,家人只好为我请了位家教,帮我复习代数和几何等课程。

这位数学家教名叫王祖荣,是我一位表哥早年的同班同学,年纪比我大十几岁,在北京第二十四中学任数学老师。他没有上过大学,是该校的留校生,因为数学成绩很突出,高中毕业后,几经动员他放弃报考大学而留校任教。他给我当数学家教时,已经有八九年的教龄了。

这位王祖荣就住在二条的西口,和他的老父亲以及姐姐、姐夫住在一栋二层小楼里。王祖荣高高的个子,很瘦,但是注重仪表,人很精神。由于挑剔,直到将近三十都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经我那位表哥介绍后,觉得距离又很近,每月还有二十元的“束脩”,自然很高兴。于是每周两次来我家辅导,都是在晚饭后的一个半小时。

开始,王祖荣还觉得颇能胜任,可是不久就觉得是件苦差事了。

我对代数、几何以及后来的物理、化学等完全是茫然的,并非是上课不好好听讲,而实在是听不进去。一节课下来,昏头昏脑,不知所云,回家连作业都无法完成。至于几何,完全不明白是作何所用。

王祖荣对我可谓是很有耐性的,每道题都是掰开揉碎地讲解。可是几次反复,我仍旧不懂,简直是不可理喻,气得王祖荣每次都和我大发雷霆,吼得连福建祥在厨房里都能听得见,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开始他还跑来看看,后来司空见惯,也就习以为常了。而祖母凡事不关己,自是充耳不闻,从来没有奇怪过。

说来也有开窍的一段时间,就是王祖荣给我讲七个乘法公式的时候,居然学得很快,运算也很速捷。我那时在王祖荣的辅导下往往是笨鸟先飞,学校里的数学老师还没讲到的内容,我已经在家学过了。乘法公式就是如此。那时刚上初中不久,老师对学生还不摸底,因而我们的数学老师以为我是个数学奇才,居然死活让我去参加东城区的数学比赛,最后是零分而回。

我受教于王祖荣,态度是极好的,从来不顶嘴,不走神,可谓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课。但就是如此,也能把王祖荣气得半死,那样子像是要崩溃,甚至在屋里来回走,自己抓着头发躺在沙发上自虐。他说,教过八九年书,带过几十个班,就没有见过我这样笨的学生。因此几次找我母亲,要求辞去这份工作,死活都不肯干了。最后母亲好说歹说,一再挽留,才勉强再来上课。

我觉得他那时给我上课,像抢救垂危病人,期末考试能到了七十多分,就算抢救成功,我们师生就算是又活过来了。下一学期又是如此。他也很佩服我的记忆力,当然是形象思维的记忆力,不要说学校学的语文之类,就是《古文观止》等,全部背诵也不在话下。那时我们一起去看过老舍的《茶馆》,回来后,整部戏的台词我几乎全能说得出来。唐诗宋词也是脱口能背。凡是看过的小说和画展等,每个细节都可以记得。气得王祖荣常说:“你知道我最想的是什么吗?我最想的就是切开你的脑袋,看看是什么构造。”

后来,随着初二、初三的课程越来越难,王祖荣也就觉得越来越费劲了。他说,宁愿每月倒找我二十元,也不愿意再受这份儿罪,以致他后来开始失眠了。

直到初中毕业,总算把我这部破车勉强开动成了。那时,初中毕业要考一次,报考和高中填写志愿还要再考一次,没想到的是我的数学毕业考试还算不错,这使得王祖荣大喜过望,也让我们师生都略增信心。于是,王祖荣加班加点,拼了老命也要把我这辆破车开出去。没有让他失望,我居然考上了第一志愿,数学得了八十多分。当然,那年我的作文得了所报志愿学校的全校第一名,即使如此,没有数学八十多分的成绩,也是枉然的。

高中以后,仍然是王祖荣辅导,那时我已经离开二条,而王祖荣也在朝阳区分得住房。我们的授课地点就改在了他家,这样一直持续到“文革”停课前夕。

王祖荣单身,但他是个生活极其精细的人,会过日子,花钱锱铢必较。他自己会做衣服,会做饭,买两三毛钱的肉能做出两三个菜来。我因为赶时间,也在他那里吃晚饭,他会做咕咾肉,买两毛钱半肥瘦的猪肉,裹上团粉过油炸两次,再调好略加番茄酱的糖醋汁,味道很棒。后来我也学会了,不过,数学和三角却一直没有什么长进。

王祖荣因患脑溢血病逝于90年代中,不过五十多岁,终身未婚。


    二条和四条都有些梨园界的来客,除了张君秋是祖父的义子,其他人好像都不是东总布时期的故人。那段时间祖母在区政协参加京剧演出活动,因此有的是往来的朋友。1964年我搬出这个院子,后来的情况就不甚清楚了,据说往来的人也不少。这里就有印象的几位略作记录。
    张君秋是我祖父的义子,从30年代末拜在祖父膝下到60年代中期,将近三十年,一直没有中断和我家的往来。
    在我家,对张君秋一直以“君秋”呼之,他自从拜了干爹后一直称祖父“干爹”,而对两位祖母称为“东屋娘”和“西屋娘”。
    君秋并非出身梨园世家,他本姓滕,出身贫寒。母亲早年是河北梆子演员。他从小在母亲张氏的庇护下长大,因此后随母姓。他没有正式坐过科(即不是正规科班出身),后来拜李凌枫为师,学习青衣。
    君秋天生有一副好嗓子,虽然没有坐过科,身上的功夫有所欠缺,但是得天独厚的条件成就了他。他十五岁登台,十六岁以得票第三成为《立言报》评选的“四大童伶”之一,后与诸多前辈老生名家同台。如比他年长许多的王又宸、雷喜福、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等,都曾与他合作。他一时走红大江南北,以至于许多行当的名家甘愿为他“跨刀”。
    君秋出道后,一心都在唱戏上,其他事务一概不问。在出师的最初,大部分包银要孝敬师傅李凌枫,其余则被母亲张氏控制,而演出事务和财务也由他的兄长君杰管理。
    由于君秋没有科班的幼功,因此他演出的剧目多以唱功戏为主,刀马、花衫的戏基本不动,早期都是以《玉堂春》、《三娘教子》、《大探二》、《武家坡》、《桑园会》、《龙凤呈祥》等大路戏为主。虽然他也演过《虹霓关》这样的戏,但是无论京白还是与王伯当的开打都显出了弊病。
    后来他根据自己的条件,编创了类似《祭塔》等能发挥其长处的大段唱功戏。他的花衫戏也不多,因此被讥为“抱肚子青衣”,也就是说只能囿于大青衣的戏路。
    我家与梅家的关系主要是因于七伯祖世基与梅兰芳的交往,30年代中七伯祖去世,与梅兰芳的交往也就相对少了。1985年我在和平门外帘子胡同拜访许姬传时,他就说,赵七爷是在他跟随梅先生后就老听着提起的,但是对赵九爷就比较生疏了。
    40年代初期,祖父大量心力是放在了捧张君秋上面。那个时期,祖父为张君秋编了不少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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